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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未富先老問題突出，美日韓老年人口比重達12.6％時人均GDP均在2.4萬美金以上，而中國僅1萬美金。從老齡化水平的國際比較看，2019年中國老齡化程度在全球經濟體中位居第61位，高於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2.2個百分點。2019年全球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為9.1％，高收入經濟體、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分別為18.0％、10.4％；全球老齡化程度位居前三的經濟體為日本、意大利、葡萄牙，佔比分別為28.0％、23.0％、22.4％。從老齡化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國際對比看，美國、日本、韓國、中國人均GDP達到1萬美金分別在1978、1981、1994、2019年，當時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分別為11.2％、9.2％、5.8％、12.6％。美國、日本、韓國、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達到12.6％分別是在1990、1992、2015、2019年，當時人均GDP分別為2.4萬、3萬、2.7萬、1萬美金。3.2 法國：積極推進家庭和工作的平衡，總和生育率接近2
2 為什麼不生？——生育基礎削弱、生育成本約束此外，結婚後選擇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，尤其是在較為發達的一二線城市。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性別学问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項調查表明，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戶籍家庭中佔比約為10％左右，且呈趨勢上升；根據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劉家強2018年7月在《學習時報》發表文章，2010年中國有60萬戶丁克家庭，並有繼續增加的趨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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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不生？——生育基礎削弱、生育成本約束。1）生育理論：從死亡率下降驅動到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，再到成本約束。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，可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：一是高死亡率驅動階段，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從而保證收益最大化，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。二是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，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，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。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，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，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，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。四是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，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，低於意願生育水平。2）晚婚晚育、單身丁克、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。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回落，離婚率持續攀升，2013-2019年離結比從26％攀升至44％；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，1990-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.1歲推遲至26.3歲，主要初育年齡從20-27歲推遲到22-29歲。因婚姻市場匹配問題及單身主義等，“剩女”規模快速增加至約600萬，學歷越高“剩下”的概率越大。此外，丁克家庭、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礎。3）教育醫療住房等直接成本、養老負擔、機會成本高抑制生育行為，“生得起、養不起”。教育成本明顯攀升，特別是公立幼兒園供給嚴重不足，1997-2019年中國公立幼兒園在讀人數比例從95％降至44％。醫療費用持續上升，1995-2018年居民醫療保健支出上漲27倍。房價快速攀升，2004-2018年房貸收入比從17％增至48％。“四二一”家庭結構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意願。女性勞動參与率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，導致生育的機會成本高。4）獨生子女夫婦“四二一”家庭結構養老負擔重，擠壓生育意願。80后、90后獨生子女組成的家庭面臨“四二一”家庭結構，即四個老人、一對夫妻、一個孩子。根據中國社科院人口學者王廣州（2013）估計，2010年全國獨生子女規模約1.45億，且在現行生育政策下每年增加約400萬人以上；由此推算，2018年獨生子女規模約有1.8億。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夫婦需要贍養四個老人，如果再生育二孩，則生活壓力更大，養老負擔重對生育意願形成明顯擠壓。如果當前生育形勢不改變，隨着未來00後進入婚育年齡以及老人壽命延長，部分家庭甚至可能面臨“八四二一”的家庭結構，即八個老人、四個父母、一對夫妻，一個孩子。
第三，大量興建托幼機構，2017年OECD國家0-2歲入托率平均為35.0％，入托率越高，生育水平越高。大部分OECD國家通過政府新建托幼機構和鼓勵私營托幼機構發展來支撑生育，2017年OECD國家大部分0-2歲入托率在10％-60％之間，平均為34.2％。此外，韓國、日本、新加坡、澳大利亞等國還出台政策鼓勵（外）祖父母隔代照料孩子，以減輕父母壓力。根據騰訊教育《0-3歲兒童托育服務行業白皮書》，中國0-3歲嬰幼兒在各類托育機構的入托率僅為4.1％，隔代照料非常普遍。3）完善的兒童托幼服務體系，法國2017年0-2歲入托率達56.3％，遠高於OECD水平。法國的兒童托幼服務體系齊全，包括：集體託兒所等集體接待機構、幼兒園助理等家庭接待機構；保姆等家庭看護、“娛樂接待員”等。無論採取哪種方式，法國家庭津貼基金（CAF）都會提供資助，如請保姆到家中照顧孩子，僱主最少僅需出15％的費用。根據OECD數據，2017年法國0-2歲入托率為56.3％，在所有OECD國家中排名第四，高於OECD平均水平的35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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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1978-2013年嚴格計劃生育階段：獨生子女政策、“一孩半”政策、“雙獨二孩”政策，計劃生育一票否決。1978年末開始改革開放后，經濟社會多數領域從政府計劃轉向市場調節，生育權卻進一步從家庭上收到政府集中管理。1978年3月，“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”首次被寫入憲法。1978年10月，中央明確提出“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，最多兩個”。1980年2月，新華社公布有關人員的《中國人口百年預測報告》，稱如果生育趨勢不變中國人口到2050年將達到40億，引起震動。1980年9月，中共中央發表《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》，要求每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。從此，旨在控制一代人生育率的“獨生子女政策”在全國全面啟動和實施。1982年9月，計劃生育國策被寫入中共十二大報告，並在同年12月落實到憲法，即“國家推行計劃生育，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”、“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”。當年，湖南省常德市率先實行“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”，后在全國推行。人口老齡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顯，養老金缺口將日益增加。2019年中社會保險基金收支結餘5855億元，剔除財政補貼后的實際盈餘為-13538億元，連續7年為負。養老保險在社保體系中佔比70％，2018年養老保險基金實際盈餘為-4504億元，實際盈餘連續6年為負。當前社保缺口主要在於歷史欠賬，即計劃經濟時代國企辦社會，部分人群未在退休前繳納保險費，但享受養老金髮放福利。2017年11月國務院發布《划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實施方案》，要求2020年底之前划轉企業國有股權的10％補充社保。但隨着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，養老金缺口將日益凸顯，這也是全球面臨的普遍難題。從中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看，中國累計結餘可支付時間從2012年的18.5個月逐漸下降至2018年的13.7個月，撫養比（在職人數/退休人數）降至2.55。2018年有4省入不敷出，18個省的累計結餘可支付時間在12個月以下，8個省的撫養比已降至2以下；其中黑龍江養老保險基金從2013年開始持續“入不敷出”，2016年累計結餘轉負。並且，隨着老齡化加劇，醫療支出壓力也將越來越大。根據國家衛生服務調查，2003-2013年中國調查地區居民兩周患病率（患病人次數/調查人數）從14.3％增至24.1％；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患病從33.8％增至62.2％，2013年老年人口的患病率是平均水平的2.58倍。
2）教育成本明顯攀升，特別是公立幼兒園供給嚴重不足，1997-2019年中國公立幼兒園在讀人數比例從95％降至44％。當前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兒園學雜費、幼兒園及小學初高中階段輔導班費用、大學學費及生活費等。根據新浪教育《2017中國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》抽樣統計，學前教育階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％，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階段佔21％，大學階段佔29％。公立幼兒園供給大幅下降，許多家庭被迫選擇價格昂貴的私立幼兒園，是學前教育費用高昂的一個重要原因。1997年公立幼兒園數佔比86.5％，在園人數佔比94.6％。從2001年開始幼兒園被大量推向社會辦學，加上基層中小學大量撤點並校，尤其在農村，導致農村、縣鎮、城市幼兒園分別大幅減少4、1.5、0.9萬所。2001-2019年全國幼兒園所數從11.2萬增至28.1萬所，公立幼兒園數從6.7萬所減少至2010年的4.8萬所，再回升至2019年為10.8萬所，佔比從60.1％降至30.7％再回升至38.4％；但公立幼兒園在園人數佔比未有回升，從83.1％降至43.8％。城市、縣鎮、農村的公立幼兒園在園人數佔比分別從75.5％、74.8％、90.6％下降至2018年的34.7％、43.2％、57.2％。此外，當前雙職工父母面臨中小學子女的接送難題。不少地方甚至還要求由父母批改學生家庭作業、並講解錯題，逐漸演變為“家庭作業演變成為家長作業”、“教師減負、家長增負”。人是發展的基本要素和動力，一切經濟社會的發展都是為了人。當前人工智能快速發展，引發了一些人關於中國是否還需要放開生育的討論。有三個方面需要注意：一是老齡化、“剩男”、失獨家庭等人口發展問題是人工智能解決不了的或很難解決的。二是經濟社會存在不少需要情感溝通的工作，這恐怕是人工智能無法替代的。三是即便人工智能能夠完全替代人進行勞動，那麼人還可以做其他更有助於實現全面發展、更有幸福感的事情。根據普華永道2018年報告《人工智能和相關技術對中國就業的凈影響》，人工智能及相關技術在未來20年將取代中國現有約26％的工作崗位，但也能通過提升生產率和實際收入水平創造出大量新工作機會，對中國就業的凈影響為創造約12％的凈增崗位。從人類發展歷史看，每一次科技進步都會節約傳統產業中的勞動力使用，但又催生了新經濟新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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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生育情況演變：生育率走向低迷，全面二孩效應消退，出生人口即將大幅下滑2）人口老齡化加快，2022年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。
2）日本鼓勵生育政策未取得明顯成效，一是因為錯過調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時機，未能更早及時調整。日本錯過了調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時期，總和生育率在1974年就跌至更替水平以下，但直到1990年後才開始鼓勵生育，而法國總和生育率於1975年跌至更替水平以下，但早在1939年就開始鼓勵生育。第四，加強女性就業權利保護，男女就業差距越小，生育率越高。OECD國家重視女性就業權利保護，如瑞典政府主導的公共服務事業為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，德國、韓國、日本、新加坡都為產後女性的再就業提供培訓等。根據世界銀行，1990-2019年OECD成員女性勞動參与率（15歲及以上）從47.8％上升至51.5％，男女勞動參与率差距從26.1個百分點降至16.8個百分點。一般而言，男女就業差距越小的國家，意味着女性的就業權利得到了更好地保障，生育率越高。如2018年瑞典男女就業率差距僅為3.0個百分點，2017年總和生育率為1.78；而意大利男女就業率差距為18.1個百分點，2017年總和生育率僅為1.32。2006-2016年OECD國家的男女收入中位數差距從15.6％下降至13.5％。1990-2019年中國女性勞動參与率從73.2％降至60.6％，勞動參与率差距從11.6個百分點擴大到14.8個百分點。
